发生在“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一系列生活领域对于金钱的标记的革新和分化是“特别积极、精细、明显”的，人们在创造和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金钱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以此来表达亲密、慈爱、照顾、团结（虽然伴生出了不平等、权力、控制、冲突）。这正是这些生活领域如何吸收、改变金钱，“以使自己符合更多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古典货币经济学假设，金钱是“理性”的；古典思想家们接受了对货币“理性”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对金钱“罪恶”的评判。而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 A. Zelizer）在《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The Socia l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中指出，金钱本身，既非“理性”，也非“罪恶”，而是作为社会“标记”物而存在。金钱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互换性，“一美元既是一美元，也不是一美元。”(A dollar is a dollar is not a dollar)，人们天然地把“脏钱”和“血汗钱”分开，不让其涉足神圣领域；人们赠送礼物时往往使用礼券，而非直接赠送现金；家庭主妇的“私房钱”被称为“黄油钱”，成为家庭金钱中颇为奇特的一部分。

  泽利泽在书中展示了在“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这些生活领域，人们是如何“识别、分类、组织、使用、隔离、制造、设计、储存甚至装饰货币”来“标记”货币的。也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相当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多元货币”这个概念，相当敏锐地预见了今天货币形式的爆发式增长。在《金钱的社会意义》出版二十多年之后，泽利泽仍旧非常关心未来的金钱的变革：新的货币和新的支付系统仍旧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经济不平等越发严重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关系又将会如何塑造金钱。

  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中，泽利泽首先批评了古典货币经济学。她在书中引述了经济学家们将金钱视为现代经济理性化主体的众多言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金钱作为代表性的一般购买力，是对动机的最好度量方式”；熊彼特则指出，金钱被资本主义“拔高”并被变为了“一种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工具”。

  泽利泽批评道，这些经济学家们“基于功利主义的模型”，将货币视为一种简单的工具，建立起了对货币展开学术分析的牢固意识形态。其实，对于经济学家们而言，不愿放弃货币的“可互换性”假设也在于其实用，这让家庭经济学成为可能。在此假设之上，经济学家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收集数据并汇总为家庭总收入，这使得对家庭经济的实证分析成为可能。

  然而，在泽利泽看来，即使在标榜理性的现代经济中，金钱也并不总是“理性”而被视为统一的支付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金钱并不完全是可互换的（fungible）。“一美元既是一美元，也不是一美元。”(A dollar is a dollar is not a dollar)她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用来说明此问题。泽利泽认为金钱并不完全一样，可以等价互换，正如人们天然地把“脏钱”和“血汗钱”区分开来使用，不让前者侵蚀自己认为神圣的领域。“社会专款”的存在，让金钱无法直接互换。最直接的例子是，工薪阶层的主妇们会小心翼翼地“用易拉罐记账”（tincan accounting），将例如还房贷、日常开销以及娱乐等用于不同开支的钱放在不同的易拉罐或者是信封中。

  此外，她也批评了社会学家毫无怀疑精神地接受了经济学家们对货币“理性”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对金钱“罪恶”的评判。泽利泽指出，社会学家们认为，“理性”的金钱一旦侵入个人关系的领域，就会无可避免地使社会关系转向工具理性。她引述了19世纪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的表述：金钱作为“可怕的平均主义者”，“掏空了事物的内核和独特的价值”；她也同样引述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越是遵循其自身固有的法则，其与手足之情的宗教伦理的隔阂也就越深。”即使在2012年，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仍在他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What Money Can’t Buy）一书中，认为“给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定价将腐蚀它们”。

  泽利泽考察了在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中的金钱，试图证明这个“金钱腐蚀一切”的罪恶叙事的错误。通过对于一系列报纸、文献、社会调查的梳理和分析，她发现在这些社会生活中，金钱没有作为万恶的腐蚀者破坏了社会关系，同时，这些社会生活领域也并没有在勇猛地抵抗商品化，相反，这些生活领域在“欣然地吸收金钱，改变金钱”，“以使自己符合更多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这些生活领域是如何“吸收和改变”金钱的？泽利泽对此的理解，围绕着“标记”而展开。她认为，“标记”是金钱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

  对金钱的“标记”在家庭生活中体现为社会“驯化”（domestication）。泽利泽指出，家庭构建了金钱的不同形式，由强有力的家庭文化以及夫妻间变化的社会关系所共同塑造。她发现，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消费者经济蒸蒸日上和家庭共同收入上升的美国，“对于家庭收入的合理分配和开支便成为了一个紧迫而且颇具争议性的议题”。有些家庭按照专家的建议进行记账或是预算，有些家庭则研究出来了自己的方法，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用易拉罐记账”（tin-canaccounting）。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的《妇女家庭伴侣》杂志记录了一位女士的“易拉罐理财法”。这位女士收集了8个同样大小的罐子，将“杂货、车费、煤气、洗衣、房租、什一税、储蓄、杂项”的标签贴于其上，分门别类地管理家庭资金。

  而夫妻间变化的社会关系，则让金钱在家庭内部的标记中出现了竞争，产生了新的门类。在19世纪后的美国，属于妻子的钱有着专属的词汇，“补贴、零用钱、私房钱、黄油钱、零花钱、口袋钱、赏钱”，以和普通的现金区分开来。泽利泽认为，这背后是19世纪的女性已经失去了对家庭经济资源的大部分所有权：在殖民地时代，女性的劳动和经济贡献被承认，而到了19世纪，家庭主妇的职业化则让已婚女性彻底失去了经济收入。这是因为家务劳动被视为情感任务，而非创造经济的工作。从家庭收入而言，丈夫的工资收入几乎占据了全部，妻子只能被丈夫以赠送的名义留有私房钱，或是补贴。

  在礼物交换领域中，对金钱的“标记”则体现为个性化。在如此具有亲密性的领域，人们创造了新的货币形式以使金钱可以被作为礼物赠予，让看似同质化的货币个性化了。在20世纪初，有些美国人会很干脆地销毁式地让货币退出流通来作为礼物。金币和银币被重新打造为珠宝，被称为“死钱”，被当作礼物送于亲密之人。另一种个性化的方式则是发明新的货币，例如“圣诞现金汇票”和“礼品券”。“圣诞礼金汇票”不同于一般的现金汇票，往往像圣诞贺卡一样印刷和包装。在“圣诞现金汇票”的推广广告上，父母拿着儿子寄来的印刷精美的汇票，并附着儿子的一张纸条，将其称为“最实用的礼物”。在逐步扩大的友好但不甚亲密的关系的礼物交换需求中，“礼品券”则被发明出来，用以避免直接用金钱赠予的不平等暗示。赠送者通过付钱给商店，将金钱转换为有着“精美的刻印和印花”的文件，以受赠者和赠予者的名义进行个性化处理。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直接声称：当人们都对员工或者慈善礼物的选择有疑问时，直接选择他们的礼品券来解决问题。

  至于在慈善中，对作为救济的现金的“标记”是由权威机构来规定并强制施行的。在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中，劳动者普遍依据工作时长和努力程度来获得现金形式的薪水。泽利泽认为，在此背景下，“对不劳而获的金钱与提供具体服务的报偿进行区分的要求就变得越发迫切”。

  同时，1843年的《英国济贫法》中规定了“不够格”原则（lesseligibility），慈善工作者们也开始普遍担忧穷人们会更青睐于慈善收入而非自己参与市场的劳动所得。因此，对作为救济的现金的标记，意在可以将进入穷人口袋的现金加以标记，免于被投入愚蠢、不道德、乃至堕落的活动。慈善权威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正式或非正式策略，从实物救济、抚恤金、援助金、优惠券、食品印花，“维持或创造针对穷人的不同的、可辨认、可控制的货币，或者制造新货币”，试图管理住穷人家庭的金钱花费。在1993年，美国接受食品印花来购买食物的人数达到了2660万，比全国人口的10%还多。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食品印花不能换取现金，也不能购买除食品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含酒精的饮料和烟草、维他命或药品。除此以外，推广对穷人家庭的家庭预算的改良，也是对作为救济的现金的“标记”的重要部分，宾夕法尼亚州的救济对象被要求在提供的表格连续不断地逐条记录每个月的家庭开支账目。

  泽利泽认为，发生在“家庭生活、礼物交换和慈善”一系列生活领域对于金钱的标记的革新和分化是“特别积极、精细、明显”的，人们在创造和管理复杂社会关系的金钱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以此来表达亲密、慈爱、照顾、团结（虽然伴生出了不平等、权力、控制、冲突）。这正是这些生活领域如何吸收、改变金钱，“以使自己符合更多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包括奈杰尔·多德（Nigel Nodd）在内的众多学者觉得，泽利泽这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经典社会学著作，其中所提出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概念是“多元货币”（multiplemonies）。“正如泽利泽所述，多元货币不仅涉及我们赋予货币的多种意义，我们提出的不同用法，以及我们为了区别货币的具体数量而制定的质的差别。”多德如此写道，更明确点说，“多元货币”意味着试图捕捉“人们识别、分类、组织、使用、隔离、制造、设计、储存甚至装饰货币的各种方式”（亦即“标记”的各种方式）来构建货币的多样性，进而提出了一个“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不同的意义系统所形成和重塑的货币的差异化模型”。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泽利泽预见了货币形式的爆发型增长：从国际、国内加密的各种种类，到如苹果支付、支付宝等不同的支付系统，以及数字货币等货币媒介。“对货币进行标记是人们理解他们复杂的、有时混乱的社会联结的方式之一，这给他们各式各样的交换带来了不同的意义。由此，我们大家可以期望标记的新形式跟着社会变迁一起增加。”泽利泽在《金钱的社会意义》的题为《未来的货币》的终章中写道。

  泽利泽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她对于未来的金钱有两个很关注的领域：其一是出现的新货币，如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和Venmo这样被美国年轻人所选择的新支付系统；其二是正在出现的新关系是如何塑造金钱。

  毛雷尔试图用泽利泽在《金钱的社会关系》中所发展的分析网络来分析比特币，指出了这些新货币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标记”。他认为，使用这一些新的电子支付方式，是在表明在自己在加入一个社群。年纪轻的人喜欢使用Venmo来进行虚拟社交网络的支付，因为不同于银行转账，不收取手续费也不需要告知真实姓名和账户。毛雷尔支出，这种新形式的金钱加强了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交性。

  对其二的探讨，泽利泽将其落在对不平等的关注中。她认为，揭开金钱的道德和社会意义在今天很重要，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发现退税可以比之前的慈善金钱更平等也更高效地为穷困家庭提供帮助。她再次呼吁人们应当认识到金钱，既非理性也非罪恶的，而是作为社会“标记”存在，“我们应该担心某些货币的剥削和腐败用途，我们该继续深切关注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但是，预测金钱不可避免地歪曲道德和社会领域的毫无根据的论点并没有促进集体福利。当然，我们该问何时、如何以及哪种形式的金钱威胁社会福祉，但我们也应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金钱何时会增强道德关注并维持社会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货币化会促进正义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