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是一种生活方式。传统的手艺顽强地代代相传，《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一书是原《生活月刊》杂志主编张泉历时9年多，采访18位杰出设计者和手艺人完成的访谈录，他自陈，这本访谈录想要呈现的，并不只是沉默的坚守，更是在时代洪流中，在面临“民艺与设计”“传统与创新”“消亡与重生”等宏大命题时，所谓的手艺，还有哪些空间和可能。本文为该书前言，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龙泉，铸一把剑，为了更好地去除杂质，增加剑身的强度和韧性，需要反复折叠锻打32000次；在苏州，缂丝作品要呈现出立体的色彩层次，往往要动用数十万根丝线通经断纬；在尼木，制作木刻版《甘珠尔》几乎是一生的修行，整个村子的匠人们已经雕刻了24年……

  这些数字时常让我想起推动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或者从西藏各地磕长头去的朝圣者。看似单调、重复的劳作，赋予手艺以神性之光。

  这本访谈录想要呈现的，并不只是这些沉默的坚守。我更想知道，经过这些庞大的数字洗礼之后，所谓的“手艺”还有哪些空间与可能。

  2014年，我和当时《生活月刊》杂志的同事们在景德镇前后待了几十天。景德镇的纬度与耶路撒冷相当，它被视为另一座朝圣之城。

  我们最先拜访的，并不是真真假假的大师，而是一架孤独的水车。它立在三宝村进山的路上，在茅棚下昼夜不息地运转。铁锤砸着釉石，粉尘弥漫。四望无人，仿若荒原上残留的神迹。每天清晨5点和黄昏5点，老胡才会骑着助动车出现，让水车休息片刻，把反复捶打的釉土收集起来，再摆好新的釉石。

  那架孤独的水车就像千年瓷都的缩影，或者，一个隐喻。传统手艺仍然顽强地代代传递，如同太阳朝升夕落，人间晨钟暮鼓。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或许都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景德镇——制瓷分工的细化程度惊人，传说中的“七十二行当”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拉坯、修坯、做釉壶、制釉、喷釉、制笔、画青花、题款、烧窑把桩、推板车……许多匠人终其一生只从事一种职业，这种近乎工业流水线的分工合作，促成了技艺的不断超越，瓷都得以历经千年绵延不绝。然而，也正是这种模式，让景德镇不断地自我重复，最终陷入困境。

  从春天到夏天，我们拜访了几十位不同行当的匠人、形形的大师，以及风格迥异的年轻人。安田猛先生的工作室“红房子”，逐渐变成大家歇脚的地方。我们不时去蹭杯咖啡，喝几杯茶，摸摸他在青瓷上捏出的棱角与锋芒，或者请他再推荐几个值得一见的年轻人。

  在景德镇年轻一代陶瓷创作者眼中，安田猛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他生于日本，19岁转行制陶，29岁移居英国，经过对传统的反思与再造，最终成为令世界瞩目的陶艺家。2004年，他应邀担任香港乐天陶社创意总监，定居景德镇，慢慢的变成为一面精神旗帜。他让许多曾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知道，还有另一种未来可供想象。

  安田猛与乐天陶社的到来，改变了景德镇的创作生态。许多国际著名陶艺家纷至沓来，年轻人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与他们切磋，能申请驻场创作，烧制自己的作品，到创意市集上寻求关注，赢得支持。有人会在中途迷失、退场，但也有人坚持下来，耐心地摸索属于自身个人的艺术表达。自由多元的创作风气，让一些业已成名的陶艺家也备受鼓舞。几代人的觉醒，终于让千年瓷都冲决罗网。

  那次寻访，让我重新思考民艺与设计、传统与创新、消亡与重生……这诸多略显空泛的命题。面对同样的高岭土，总有人能够实现全新的作品，从釉色、器型、功能等方面出发，不断拓展陶艺的边界，让千年巨木依然能发出新芽。

  80多年前，在距离景德镇两百多公里外的南昌，一个伞匠的儿子决定放弃祖传的手艺，学习美术。他无法承担留学的费用，所幸，经过徐悲鸿引荐，终于申请到资助，到日本“研究工艺、图案，改进景德镇陶瓷”。

  在日本的见闻让他大开眼界。尽管工艺领域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他还是对中日两国的工艺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在考察报告中，他写道：“外国物品，遂夺国货之席，而我国工艺美术几无人问津，但各国多年来为争夺远东市场，加大了对我国工艺研究的力度。日本古代工艺，多借鉴我国技师，明治以后，吸收西洋文化，工艺美术得到新的发展。”

  这个年轻人名叫傅抱石。如今，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和美术史家，但他考察、研究中日两国工艺的经历，却很少再被提及。而他的考察研究，也几乎未能改变中国手工艺的命运。

  傅抱石抵达日本时，一场浪潮正在发酵。“民艺”这个概念在柳宗悦笔下诞生。富本宪吉、滨田庄司、河井宽次郎等陶艺家与他一拍即合，决定重新定义日常的奇迹。在《民艺的旨趣》中，柳宗悦写道：“为迎来神的王国，必须使信仰广泛地传给众生。同样，为了在这片土地上迎来工艺时代，应该极其重视拯救日用品。”从理论到实践，从创作到收集，民艺运动（Mingei Folk-Art Movement）如火如荼。而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兴起，与民艺运动相得益彰，不仅保护了文化遗产，也反哺了日本当代工艺与设计。安田猛正是这两股风潮的受益者。

  20世纪60年代，当安田猛在益子开始陶艺创作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手艺人却在经历大悲大喜、跌宕浮沉。因国家力量的介入，原本在家族、门派、地域间各自秘密传承的技艺，以大一统的方式得以整理和保全。然而，各种运动与风波如影随形，覆手又将它们丢弃、碾碎。80年代，中国重返世界舞台，商业化初露端倪，来自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大批订单，促成了中国民艺的黄金时代，从工厂到作坊，手艺人的数量不断攀升；但是与此同时，鱼龙混杂。这场狂欢以复兴国粹为名，以追逐财富为实，却并未真正着力于提升品质，最终仓促落幕。90年代末，各领域的工艺美术大师开始走出体制，创办工作室，淤积的创造力得到释放，并在21世纪的前两个十年逐渐形成气象。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对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取得重要进展，教育在转型，生活方式也不断嬗变，促成了多元的创作风气。一些原本岌岌可危的传统技艺似乎找到了生路，但这或许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没有人知道，在权力的主导和利润的刺激下，手艺又将走向何方。

  举棋未定之际，我们或许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时代杰出的创作者们，看看他们所走的路，做出的抉择、传承与突破。

  受访者来自不相同的领域，有陶艺家、缂丝家、印染家、漆艺家、制琴师、产品设计师、书籍设计师、纺织设计师，也有科学家、博物学家、摄影家、艺术家、音乐家、美食家……他们的创作涉及缂丝、印染、木作、陶瓷、漆器、羊毛纺织、书籍设计、小提琴制作与维修、暗房、咖啡、茶、美食、空间规划，涵盖手作、教育、研究、收藏、展览、空间规划、生活体验、文创开发与品牌塑造。手艺从传承、革新到传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从这些对话中发现端倪，获得启迪。

  面对现实的困境，他们率先醒来，努力发现症结所在，并以孜孜不倦地创作作为回应，一点一滴改变时代。他们大多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多元开放的思维方法，也愿意与当下日常接壤。他们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又希望重估传统的价值；他们勇于创新，也承受着创新引发的困惑与迷惘。他们怀抱着极大的野心，试图颠覆时代的规则，却又极度谦卑；他们被层出不穷的灵感蛊惑，又努力克制着想象力带来的冲动。于是，他们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更为手艺的存续与迭代拓出新的空间。

  上篇呈现的是7位手作者的历程。无论是个体创作者，还是家族品牌继承人，时至今日，他们仍坚持手作完成全部或绝大部分关键工序，凡事尽可能亲力亲为。因此，他们对材料的认知，对技术的把握，对变化与冲击，都有着切身体会。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凭借一己之力将传统技艺提升到空前甚至有可能绝后的高度，也有的人经过磨砺与积累之后，选择另辟蹊径，让奄奄一息的手艺绝处逢生。他们没被多变的风潮裹挟，努力恪守着自身的选择；他们也没有被凡庸的激情淹没，甘愿沉潜于造物的时光。

  中篇探讨的是设计的力量及其尺度。6位受访者，有的开创了独立的设计品牌，有的打造出创作平台。他们都从现代设计的视野出发，赋予传统手艺以新的形态、质地和内涵。结合当代审美与生活小习惯，他们努力跨越文化的边界，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或产品，营造新的体验。他们不断突破想象的极限，却又努力把握革新的分寸，“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点尤为可贵。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并不是设计对手艺的单方面“拯救”，而是一种相互成全。传统技艺与器物，同样给设计界带来了反思、沉淀与重新出发的契机。

  手艺革新以后，又该往哪走？这是下篇聚焦的内容。5位受访者或兼具多重身份，或涉猎多个领域，因此，他们更愿意从教育、研究、生活、空间这些方面出发，探讨手艺的跨界探索与传播，尤其是对公共空间的塑造。他们或许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手艺人”，但他们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与“手艺”有着长久而深刻的关联——在数码摄影的时代，阮义忠先生和已故的汪芜生先生都执着于暗房手放照片，阮义忠先生对咖啡的探索、对台湾故事馆的规划，汪芜生先生对影像、展览与空间的种种跨界实践与设想，都堪称工匠精神的延续。张清渊先生既是陶艺家，又是教育家，他在短短十几年间将台南艺术大学打造成亚洲陶艺教育的中心之一，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创作者，他的经验显然能带来许多启迪。欧阳应霁先生在美食、漫画、写作、空间等领域跨越自如，他的创作生涯所体现的，正是匠心的多种可能。周功鑫先生主持台北故宫博物院期间，推出各种创新举措，为文物保护与创意产业、博物馆与社会之间搭建起桥梁，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经验依然值得咀嚼和借鉴。

  这些访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九年多。访谈刚开始时，许多手艺行将就木，乏人问津，如今却早已变成热门话题。但我相信，这些问答并未过时。

  我们探讨过身份的焦虑、风格的定位与探索、使命的认知、风土人情的影响、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受访者们几乎都谈论过“手艺”的演变——不只是书本上记录的历史，更是从创作者的方面出发，由手及心所理解的真切的嬗变；他们大多慷慨地分享了各自思考的角度、尝试处理问题的种种方法，也毫不避讳自己长期的纠结与彷徨、持续的挫败感，以及由此换来的灵感迸发的瞬间；他们或多或少谈论过“故乡”——物理的或者精神的，一处空间、一个地方、一些记忆，独特的声音、触觉、味觉或者感受。那往往是他们创作的精神根源，或者冥冥中难以解释的情愫，他们因此最终成为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年轻一代提出了期望与忠告——并非以前辈的口吻自夸，而是基于自身经验的诚挚分享。事实上，尽管成名已久，他们大多仍谦逊地将自己视为“过渡的一代”。

  当年柳宗悦在《个人作家的使命》中提出过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这种个人的思考，能够使作品的深度增加多少？特别是将来，这种走向对工艺界能有多大贡献？个人创作者，有没有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与仅需自己的作品美相比较，他们有没有要为提高整个工艺水平而准备作品的使命感？他们是不是仅将工作停留在个人的内容上？”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时代的创作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希望少数先行者的绝地突围，能够激励众生，各自寻路，足迹交错，终能走出通途。毕竟，手艺之道，始于觉醒，成于践行。

  《手艺之道：18种觉醒与新生》，张泉著，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